谈及戏曲，人们往往会不经意地将传统与现实、传承与创新对歭起来。近日观看了国家京剧院裘派新锐王越主演的《铡判官》，感叹这是一次逾越现实的传统演绎，是一场高水准的京剧艺术呈现。
之所以这么想，大凡是《铡判官》的文本叙事，折射了中国戏曲文学的独特面貌，那种凝视现实的批判精神。与此关联的是，包公扮演者王越在驾驭人物情感体验与表现程式艺术之间的微妙平衡，以及充盈其间的艺术进取精神。
《铡判官》的戏剧故事脱胎于晚清小说《三侠五义》，其中对包公形象的神奇描绘，让各种戏曲痴迷搬演。京剧《铡判官》则是历经岁月沉淀后，流传下来的舞台经典。这出戏，讲述着遥远的宋代刑案，探访的是阴间地府。包拯穿越阴阳两界，探寻冤案真相的舞台叙事，貌似神话鬼魅故事。然而，它却是一出假托阴间鬼魂，直面现实的社会问题剧，蕴含、承载、寄托了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和向往；反映了传统戏曲关注社会人生和人情温暖，寓教于乐的价值取向。由此，也奠定了包公这一人物的基调，他对无辜屈死的柳金蝉、颜查散寄予同情，对阴阳两界的草菅人命、操弄权力者予以挞伐。
王越塑造的包公形象，正是秉持着中国观众普遍持有的心理认同，在人物心理“劲头”上寻找包公性格中的柔软温情与刚毅果决，让观众欣然地接受包公的形象，甚而为之动容与共情。谙熟京戏的观众，总是在恰到好处的契口上，爆起激情的掌声。霎那间，台上台下严丝合缝地聚成炽热的共鸣。尤其是那些经典唱段，如[西皮]“食王禄理朝纲忠心可表”和[二黄]“扶大宋锦华夷赤心肝胆”等，唱得酣畅淋漓，掀开了观众积蓄久已的心理迸发。
显然，王越的表演依托于京剧的舞台语汇和程式艺术。尤其在声腔上，以其声情并茂的演唱，精湛地诠释了裘派艺术的韵味，令观众时而陶醉于裘味的深沉激越的情感，时而领略裘味的雄浑豪壮的气势。他的演唱，牵动了观众的听觉感受，观众似乎沉溺于他虎啸龙吟般的演唱。的确，王越是近年来在京剧界舞台上迅速崛起的裘派花脸，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同，可谓实至名归。
其实，他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的艺术高度，是有踪迹可循的。
京剧界素有“千生万旦，一净难求”的老话。这话并没鄙薄其它行当的意思，而是说业界对净行演员在身体条件、声乐天赋、表演技能上有着甚为严苛的标准和要求。即便是条件具备了，还受着艺术观念的引导或羁绊，要达到超乎一般的艺术境界，也非易事。
王越的成长，其实是经受过很长一个阶段的艺术蛰伏期的。他毕业于河北省艺术学校，长期在省级剧院服务，直至十年前才调入国家京剧院。深以为，正是他在这段蛰伏期里，铸就了对裘派艺术的真切理解和认识，奠定了后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在他的艺术履历中，有几位名声默然的老师，诸如窦国启、何坦等。他们居庙堂之远，声誉不显，但他们是京剧的忠实信徒，全身心地浸润于京剧艺术，几乎心无旁骛。他们不仅功底瓷实，见多识广，目光犀利，更有对京剧演绎的精到的认知。尤其是对戏情戏理的阐发，对懵懂成长中的王越有醍醐灌顶似的引领。他们不是名师，却是京剧艺术的“明白之师”。这样的老师，是我们戏曲业界的中坚磐石，是优秀人才成长的重要台阶。王越，就是在与这些老师的长期厮磨交往中，积累了大量经典的花脸剧目，使得他从铜锤到架子，皆有深度的学习和揣摩。关键是，这些“明白之师”让王越追寻裘派艺术的道路走得中正大方，不偏不倚。
从嗓音条件论，王越是偏于高亢的。但王越在舞台上从来“不贪高，不卖弄，不趋从”，坚持在“共鸣”“音韵”“气声”方面下功夫，始终在高亢激越与雄浑深沉之间寻觅裘派声腔的味道。在他看来，裘派“扔”“粘”“扬”“弹”等一系列润腔的劲头和唱法，是用来塑造人物感情和情绪的，而非舞台卖弄的噱头。他一直铭记着窦国启老师早年间给他的提醒：“学裘贵在理解，贵在拿捏分寸。”他觉得这话，终身享用。
大约在王越35岁的时候，正式拜著名裘派艺术传人李长春先生为师。李先生的天赋嗓音，一直被业界认为酷似裘盛戎大师，是深得裘派真学的。确乎，从那个时期开始，王越对裘派艺术的认识和呈现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印象至深的是，前些年他在上海京剧院的京剧电影《捉放曹》里与王珮瑜合作，将壮年曹操的奸雄之相演得入木三分。白脸的曹操，向来被视为花脸表演的畏途，对演员的白口、身架、唱功，乃至性格刻画有着全方位的苛求。从放映看，他与王珮瑜的表现，相得益彰。
近十多年来，王越在频繁演出传统剧目的同时，也在众多新创剧目中担纲重要角色。近期影响甚广的是新戏《弄潮》，他与张建峰、王艳一起构成三角鼎立之势，托起了一出以唱功见长的现代戏，让观众大饱耳福。不断地涉略新戏创作，其实也在反哺和深化王越对传统老戏的理解。
京剧传统剧目，从形成到流传，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看此番出演的《铡判官》，基本沿袭裘盛戎先生奠定的版本，且由李长春指导亲授。20多年前，李先生就根据裘盛戎1958年的录音，在《铡判官》“京剧音配像项目”中替裘盛戎“出镜”。但此次重排《铡判官》，还是做了不少修改整理。
譬如，李先生钦服方荣翔先生当年的艺术创造，认为将包公与柳金蝉的对唱改为[反二黄原板]，效果胜于原版的[二黄散板]，当积极吸纳。的确，这几句方荣翔版的[反二黄]，让王越唱得细腻深情，唱出包公对弱者的真切同情，成为全剧声腔系统里又一亮点。再如，从剧本层面对一些琐碎场面进行了不露痕迹的系统性梳理，甚至直接删节了“翁婿龃龉”的戏，让人物的舞台行动更为明了流畅。更值得关注的是，全剧在表演节奏上是有明显追求的。尤其是剧中频繁出现的边缘小人物，无论衙役，还是鬼卒，不仅身手规范，人物关系大都演得明白而准确。这，显然是经过精心排练，细抠人物的结果。
《铡判官》既是王越在攀登新的艺术台阶，深耕京剧演剧的传统土壤，亦是国家京剧院在整理传统经典领域里，恪守守正创新，阐释辩证艺术观念的鲜活实践。这样的演剧精神和意识，推而广之，何愁戏曲传统剧目没有剧场魅力。